荀子确实看透了朱襄。

朱襄只是在这个时代为女子点燃一点小小的野心之火——不是因为是谁的母亲、夫人、女儿，而是因为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封赏。

后世都宣称秦汉女子地位高，却忘记了前提。秦汉的女子，比起封建礼教最严苛时的女子地位高，和什么男女平等毫无关系，更别提什么地摊文学营销号说的女权社会。

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刻，而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女性地位的低谷。

战火纷飞，人命如草芥，若说此时在庶人和贫寒士子中说男女平等，大约是男女都平等的惨的不是人。

为何女子不服兵役也要守城？为何修路筑城修水利的“男人堆”里能见到许多青壮女性？

因为男丁死得差不多了，需要女丁顶上。

战国贵族女子过得也很凄惨。除了寥寥无几运气好能干政的太后，大部分贵族女性都身不由己，婚姻权利完全掌握在娘家，经常被当作礼物赠送，别说自由，生命都无法保证。

比如有一位贵族女子，其兄长认为妹婿地位衰落，便带回妹妹让其另嫁；前妹婿发达之后，再次将妹妹带回家，重嫁给前妹婿，结果妹婿不肯从，当着女子的面将与女子生育的两个孩子溺死江中。

至于两国交战而被杀的贵族女性，就更多了。

所以朱襄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做什么脱离实际的事。这样做，不仅他和他的家人都会被杀死，也对这个时代毫无益处。

因为战国时代的女性自身都还未觉醒。

朱襄此举，便只是给她们心中点燃留下一点火种，让她们意识到女子也有不凭借出身、夫家和儿子获得利益的可能。

这便是他身为两千年后的穿越者，对这个时代女性唯一的怜悯了。

荀子直直地看着朱襄，拒绝的话几度到了嘴边。

《荀子·君道》言，“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待，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

朱襄的要求，与荀子所思所想完全背道而驰，是他认为祸乱的根源。

但他明知道如此，却难以将拒绝的话说出口。

最终，荀子沉默着拂袖而去，没有给朱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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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襄坐在椅子中,看着蜜烛烛影摇曳，灯花闪烁。

他什么都没有思考，脑袋似乎放空了。

直到蜜烛燃了一半，朱襄才揉了揉眼睛,有些无力地瘫靠在椅背上,将放空的思想收回来。

好歹是个教授,即便不是学历史的,朱襄也知道自己是在逆时代大势而行。

古代女性地位的降低,和封建制度的发展是正相关，其本质是小农经济本身的问题。

女子地位从周朝开始一路下走,春秋战国时出现明显下滑趋势，从儒家三代人对女性的思想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女性地位的纵向发展。

孔子对女子是警惕,将女子隔绝在君子之外；孟子认为女子该顺从,开始注意到贞操观；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因为人本性“淫邪”,直接认定美貌的女子是红颜祸水，支持“女祸论”。

到了西汉董仲舒“夫为妻纲”,东汉班固“三纲六纪”,女子地位再次降低，到了南宋朱熹“三纲五常”时，女性地位达到了最低谷。

而明末小农经济开始瓦解,民间出现了许多贤人倡导男女平等。

明代心学大儒李贽的“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清初思想家唐甄的“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都是男女平等的先声。

直到近现代，出现女性解放的思潮。

女性地位跟随封建制度的巩固而走低，伴随封建制度被打破而提高，是一条山谷曲线。

在这条山谷曲线中，可能因为战乱缺乏男丁需要女丁顶上，如吕后和武则天掌权时对女性的同理心，以及汉文帝、唐太宗等护民时将女性也当做百姓时，曲线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曲线整体趋势如此，这是历史规律。

朱襄现在就正处于这条山谷曲线刚开始下行的时候。

他思索了许久，直到蜜烛又燃掉了一半，烛火变得微弱。

朱襄伸了个懒腰，慢吞吞站起来。

他还是那个长平之战前夕的他。如果没看到，他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若看到了，且又是自己能做到的事，他就忍不住去做。

确实他是逆时代大势而行，但并非无意义的徒劳之举。

无论是稍稍减缓曲线下行的坡度，还是为千年后曲线上行提供一点点助力，都是有意义的事。

明清交替时的大儒，能在封建礼教最严苛的时候高喊男女平等，他只悄悄留一点暗手，都没扯着嗓子喊出来，就算荀子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荀子不愿意听从他的愿望，他就直接找秦王游说。以他和秦王的关系，秦王肯定更信任他，愿意听他胡扯。

让女子能够立功获赏，在这个人口不足两千万的时代，能充分调动女子的生产积极性。只是名誉称号和财物奖励，也不会挑动“内妇干政”的神经，秦王没理由拒绝他。

至于这会在千年后引发什么样蝴蝶效应，千年后的事，若不是他从两千年之后而来，这么遥远的事，谁又说得准？

其实朱襄大可以对荀子撒谎，向荀子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但朱襄还是对荀子吐露了真言，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为何会这样，朱襄自己都想不明白。

大概，仅仅因为荀子是他的师长？

朱襄揉了揉头发，把一头白发揉得乱糟糟。

他点亮提灯，吹灭蜜蜡，回房睡觉。